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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鸦片战争差点提前 洋女逛街引发中英刀兵相见
        2015-05-25 14:42:15

          道光十年(1830),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女逛街事件,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 。 这一年的10月4日,英国东印裙司驻广州的大班(东印裙司最高领导层之一) 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, 坐着绿呢小轿,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 。此后,一连几天,在 师夫人带领下,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,到处观光 。谁能料到,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 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。

          因驱逐“番妇”引起刀兵相见

          “番妇”(晚清官方资料中对西方女性的蔑称)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, 官方震惊 。 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,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,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 。于是,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,并令外商退回澳门,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, 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(轿子) 。

         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。当 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,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;而英国商人雅各等, 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,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, 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,如果不准携带家眷,实属不人道 。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 。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--中方通告: 如两三天内,  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,将派官兵进入商馆,实施驱逐 。

          源耍 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,携带轻便枪炮,午夜在商馆码头登陆, 实施布防, 保护商馆 。 

          就这样两相对峙,“番妇”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,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。 实际上, 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 。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,难以向朝廷交代,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 。最后,还是英方先让了步,向清政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, 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, 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 。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,英国水兵撤回到兵舰上去了 。

          水兵撤了, 但 师夫人以照顾有疾病的 师为理由,并没有立即回澳门,等玩够了,才动身回澳门 。 

          乾隆锁国只许英商在广东贸易

          为了开拓贸易,乾隆十年(1755)六月,英国东印裙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“中国通”,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 。 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,通晓汉语,熟悉行情,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 。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,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 。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,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,被英商逐渐放弃 。英船久不北上,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, 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。

          为阻止英船北上, 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:不宣布禁令, 而是提高浙江关税,让外商无利可图 。奇怪的是, 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, 不久,乾隆得到息: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。

         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,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 。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,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 。 浙江海面辽阔,无险可守,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 。 奏报中不无担心:  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,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 。乾隆当即朱笔批示:“所见甚是 。 ”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:“口岸定于广东,洋船不得再赴浙省 。”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 “一口通商”上谕 。

          接下来,英国商船在浙江被逐, 清朝沿海官兵处处设防,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规矩回到广州 。但是,事情并未了结 。乾隆十四年(1759)七月,一艘三桅小洋船“成功号”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, 英印公司派洪任辉北上京师,向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, 并请求开放门禁,自由贸易 。

          一个西洋人胆敢跑到天津来告大清帝国海关的状,这让乾隆感到十分震惊 。 他召开军机大臣会议,决定派遣京官将洪任辉从陆路押解回广州,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建省前往广州,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在广州会审 。

          这场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结果是, 双方各打50大扳, 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、抄家流放,洪任辉以“沟串内地奸民,违例别通海口”罪,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 。

          大清规矩: “番妇”不准进广州城

          洪任辉案结束后, 清廷便把外商作为重点防范对象,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了一个“防范外夷”的规章,并得到了朝廷批准 。其中一、二款,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动和私生活的内容 。

          广州开埠之初,洋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 。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都暂时生活在船上 。乾隆十一年(1746)开始,两广总督准许“番妇”居住澳门,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 。

          是案子总得有个了结 。当事人 师夫人走了, 师也回了澳门 。朝廷只好找相关人来说事,于是,那个送绿呢小轿给洋人的谢五做了替罪羊。

          11月初,谢五被传拘监禁,罪名是:交结夷商,私送绿呢小轿 。 最后,总督李鸿宾与巡抚朱桂桢合议,结案:发往伊犁充当苦差,以示惩罚 。 

          待李鸿宾等人把审判结果奏上报行,朝廷认可了,但谢五也已在狱中瘐毙了 。

          后,李鸿宾等联名同拟8条关于夷务的章程上呈,除过去已有之外,特意将禁止“番妇”住馆、 夷馆坐轿和偷运枪炮入省等3项明确强调加进 。道光皇帝同意了 。

          实际上,师夫人一案的处理,已使英国人摸清了大清帝国地方官的底牌 。

          过了3年,即道光十四年(1834),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裙司在华的贸易垄断权结,  专门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,派律劳卑来粤, 大班改为夷官, 中、英之间一度发生严重纠纷,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 。 “番妇”事件也成了英国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 。鸦片战争之后,英国人可以“带家眷”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 《南京条约》 。

          从此, 大清帝国的街道上,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“番妇”招摇过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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